从逃犯条例到23条释法 香港如何“拨乱反正”

2019-05-18 09: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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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台湾杀人案的《逃犯条例》修订工作,最近在香港掀起巨大争议,特首林郑月娥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陈同佳案”为修例理据,自以为得势不饶人,拒绝给予空间让社会凝聚共识,更差劲的只向商界“让步”,以为“数够票”便万事大吉,对外界质疑不作细致说明。围绕《逃犯条例》在港引发的轩然大波,以及已经提上日程的23条释法,多维新闻记者采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以下为访谈实录。

2019年5月14日,一群亲北京的抗议者在立法会外高举标语,讨论香港的引渡法。(图源:AFP)

多维:你怎么看林郑和港府的做法?《逃犯条例》风波背后,透视出了当下怎样的陆港关系?

田飞龙:陈同佳案暴露出香港与台湾及其他司法管辖区之间的引渡制度和司法互助体系的漏洞,特区政府以个案为突破口提出修订相关法例,出发点是好的。特区政府希望以个案情节吸引社会同情及关注,凝聚民意支持修法。但《逃犯条例》之修订所造成的对香港法治体系的影响远超个案及一般的刑事司法协助层面,而扩展至香港人对引渡至内地审判的内心恐惧和排斥。修例风波显示出香港对内地法治仍然不够信任,惧怕内地司法程序对自身权利与自由的伤害。记忆犹新的“铜锣湾书店案”更会被有意发酵。

政府推动修例的过程确实值得检讨,对争议性法例给出的公众知情和民主参与的时间与空间不够充分,对反对意见的考量与吸纳也不够严肃认真。这些程序性细节影响到民意对政府修例的反弹。

从法治角度而言,无论是修例填补引渡漏洞,还是23条立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实体上的充分正当性。问题的要害仍然在于“两制”对“一国”的不信任。“一国两制”本身划下了“一国”与“两制”的适当距离,甚至一度被不严谨地概括为“井水不犯河水”。进入习近平新时代的“一国两制”明确由既往的“相对隔离”转向“融合发展”,这是“一国两制”内部逻辑的必然发展,也是国家法律秩序整合与进步的必然要求,具有显著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但这不等于内地法治做好了准备,不等于香港人在心理上做好了适应。因此,这一修例风波仍然折射出陆港关系有待深层次检讨和修补,并非纯粹“经济民生”层面的政策改良可以彻底转变的。

多维:这个情况无疑令人担心,因为当局连《逃犯条例》也弄得一团糟,将来凭什么处理更具争议、更能导致社会分化的23条立法。在你看来,《逃犯条例》风波将如何影响23条立法的进程?站在北京的立场,是如何“谋局”的?

田飞龙:我觉得《逃犯条例》修订风波应当引起特区政府足够的检讨和反思,特别是准确把握民意真正的恐惧和关切,更加重视立法过程的信息公开和民主参与,更加重视立法启动的舆论准备和说理支撑。这些检讨及改进同样适用于未来可能展开的23条立法。

经过此次风波,我相信特区政府会有改善,会有必要的观念性和操作性调整。在国家更强有力的管治与整合压力下,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趋势下,一定时间内香港人的敏感局促和不信任心理效应可能会被放大,对未来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前景和确定性更加迷茫,从而可能为反对派所利用。特区政府需要准确研判这一特殊变动时期的民情民意,依法和合理地加以管控引导,切忌放任权力的任性和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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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元峰 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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