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TW】香港矛盾不断 冲突从何而来(上)

近年来,在不少人眼里,香港似乎进入多事之秋,又是占中,又是旺角骚乱,港独思潮一度风起云涌,整个形势看起来颇不太平,矛盾和冲突不断。一些台湾政治人物将此视为香港“一国两制”被染红和治理失败的例证,把责任都归咎于中共。事实真是如此吗?

本文转自《多维TW》042期(2019年5月刊)《香港矛盾不断 冲突从何而来?》一文,将分上、下篇推出。此篇为上篇。浏览更多文章:【多维CN/TW频道

已回归中国大陆二十余年的香港,在近年似乎又进入多事之秋。不仅登上台湾媒体版面的新闻,予人冲突不断的印象,就算在香港本地,也能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矛盾冲突升级。这些冲突纷繁复杂,至少可归纳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香港内部冲突,主要表现为香港政坛两大势力建制和泛民的矛盾,以及港府与部分港人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矛盾。台湾人经常看到的香港立法会里两大政治派系的拉布条对抗,彼此为了反对而反对,在各种议题上互相激烈对抗,还有一些港人将矛头指向港府和特首,大致都属于第一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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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层面是香港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严重的贫富分化,“港人治港”沦为“官商治港”,住屋问题水深火热,工薪阶级的薪资长年停滞,民生问题持续恶化。这应该是香港目前最深层的问题,也是香港的内在经济问题。某种程度上,台湾目前存在的高房价、低薪资、青年贫穷和日趋加大的贫富分化,和香港具有类似性质,只不过香港的情况要比台湾更为严重。

第三个层面是陆港矛盾。这也是目前外界最关注的香港话题,也是让“一国两制”被台湾社会和部分港人质疑的最重要原因。这几年来,随着大陆政治转型和北京中央政府治港思维调整,陆港两地彼此确实发生了不少口角。诸如社会或经济层面的普通话和粤语之争、反水货客、政治层面的开通“一地两检”授权内地执法机构限定于特定口岸执法、北京中央政府和香港社会围绕特首普选的“8·31”争议、雨伞运动、铜锣湾书商案、港独和激进本土冒起等,都属于这个层面。

香港内部政治冲突

4月24日,香港“占中九子”案正式宣判,所有被告均有罪名成立,最重者判刑16个月。台湾人在热议这起案件时,不难看到香港政坛存在两派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派是泛民群体,认为占中具有公民抵抗权和“违法达义”的正当性,反对“占中九子”获罪。另一派是建制派,声称占中破坏香港稳定,是违法行为。这两派针锋相对,早在2014年被称为“占中”的雨伞运动爆发时,泛民的积极奔走和建制派的冷眼批判,就已经壁垒分明。其实不仅是占中议题,在几乎所有公共议题上,就像台湾的蓝绿阵营对峙般,泛民和建制派互不相让,针尖对麦芒,鲜少能达成共识。以往香港立法会经常上演的拉布条杯葛,即是泛民对抗建制派在立法会优势地位的重要手段。

对“占中九子”案的不同评价,折射出香港内部政治分歧和矛盾(图源:AP)

香港大学政治及公共行政系副教授阎小骏在《香港治与乱:2047的政治想像》书中分析称:“建制与泛民之间的二元对抗成为香港政治的结构性因素,亦成为香港政治困局的主要源头。”这种二元对抗的后果非常严重,“既不利于‘一国两制’的落实,也不利于特区政府施政”、“政治辩论长期失焦,本地议题沦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政党的发展也与现实脱节,要求主要关注香港本地利益的本土派应运而生成为必然”。

建制派和泛民的长期撕裂,大幅增加了政治成本,迟滞了香港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也为激进本土和港独的伺机兴起创造了政治缝隙。事实上,台湾社会对这样的结构性政治困局也不陌生,台湾的两个主要政党,国民党和民进党几十年来都是在这样互相对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了政党政治的制衡初衷,而进入到“为反对而反对”的政治恶斗状态。

建制派和泛民的撕裂,早在港英殖民时就已有之。彼时,香港政治力量由于对北京的态度差异,形成建制派和泛民。这主要是意识形态分歧。后来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由于中共和泛民在六四等问题上的历史恩怨,加上泛民的叛逆特质,总是对中共提出毫不留情的严厉批评,挑战质疑中国内地的政治制度,并希望完全以西方为样板,建构香港和中国内地顶层制度设计,使得这一群体和北京之间关系恶劣,彼此严重缺乏互信,冲突不断。而北京治港机构和官员也常年采取厚此薄彼、亲疏有别的做法,将建制派视为亲儿子,投入大量资源予以扶持,将泛民视为“反中乱港”的反对派,长年排斥和打压泛民,也导致建制派和泛民的矛盾加深。

除了建制派和泛民的矛盾冲突外,香港内部冲突还包括港府与部分港人尤其是年轻人的矛盾。香港回归后,已经历董建华、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四任政府。但每位特首都未能解决港人关注的经济公平问题,无法改变殖民地遗留的“官商共治”结构,弥合不了陆港两地因为政治意识形态差异产生的裂隙。再加上香港本来就是“一国两制”,市民百姓有游行抗议的权利,所以每位特首任内,都无一例外地有人向港府提出抗议,发起游行示威,甚至喊出口号要求特首下台。

究其原因,一是由于香港是个信奉西方自由主义的社会,他们追求普选,但是目前特首由缺乏代表性的小圈子投票推举,故面临着正当性不足的“原罪”;二是由于历任特首都未能摆脱懒政、欠缺开创性的公务员心态,施政普遍缺乏作为,令香港各类问题愈演愈烈,加重港人的不满。这些都是民主社会的正常抗议。但在香港,由于“一国两制”的存在,很容易引发其他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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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应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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